三年了，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
核酸，核酸，还是核酸！纵然已经持续了几个月72小时常态化核酸检测的，我也仍然想知道到底到哪一步才不用再做核酸，难道就没有更有效的方法让我“自证清白”？核酸检测、抗原筛查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事实上，从专业角度讲，核酸检测的目的是直接或间接地检测人体内可能存在的病原体，进而让感染疾病的患者尽快得到确诊与治疗。广义的病原体不仅包含具有较高传染性的新冠病毒，更包括各种院内常见的细菌、真菌等病原体，其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损失并不亚于新冠病毒，却长期未得到应有的社会关注。据灼识咨询资料，2021年我国使用抗生素的住院患者中仅约3900万人在使用抗生素前进行了感染微生物样本送检，而传统的微生物培养鉴定手段仍存在较多的不足。以血液培养为例，其仅能在约8%~12%的患者样本中得到阳性结果，病原体检测领域仍存在着大量的未满足临床需求有待解决。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一批以予果生物、华大因源、微远基因等运用高通量测序技术进行病原体检测的行业先行者。其中予果生物是中国最早深耕于病原感染诊断的企业之一，也是科技部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项目中唯一的病原宏基因组测序企业。公司核心团队在基因测序领域经验丰富，曾参与人类微生物组计划，参与制定多个行业重大专家共识。目前予果生物已经在全国31个省份，150多个中心城市开展业务，已累计服务超1200家临床医院、2000个临床科室，累计检测样本量超20万例。
今天，《灼识三点半》栏目，对话予果生物运营副总裁马自立先生，分享关于临床病原体检测行业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的独到见解。
受访嘉宾：马自立，予果生物运营副总裁，美国康奈尔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复旦大学学士。主导公司运营管理、在生物科技及财务领域拥有15年的经验，曾担任德勤高级审计师、北极光投资担任创投副总裁，曾参与生物科技公司初创，创建并领导诊断产品部，并获得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灼识访谈人：刘立鹤，CIC灼识咨询总监，专注于医疗大健康赛道，《病原体检测蓝皮书》主笔，服务过华大智造、燃石医学、至本医疗、吉因加、阅尔基因、吉凯基因、思路迪、博奥晶典、联影医疗等客户，在体外诊断及医疗大健康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与独到的行业理解。
01
中国在病原体检测领域较发达国家仍有追赶空间
刘立鹤：
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予果所处的病原体检测领域？
马自立:
广义的病原体检测是指针对各种外源性的临床致病微生物进行的检测。病原体检测主要在院内与中心实验室进行，通过不同的技术手段去检查致病微生物，病原体类型包括细菌、病毒、寄生虫、真菌、支原体、衣原体等等。导致人类疾病的微生物多达几千上万种。
刘立鹤：
我国的病原体检测水平从国际角度来看，属于怎样的水平。是属于国际领先，还是与发达国家的技术有一定差距？如果有差距的话，花多长时间可以赶上？
马自立:
首先从检测对象的角度来看，病原体的检测在临床上所对应的适应症就是感染，而表现出来的症状叫做感染性疾病。在不同的科室，表现出来症状也不一样。针对这一类疾病的检测，中国的诊疗水平相对于国外还是比较落后。
其次，从检测技术水平的角度来看，中国和美国在基于分子生物学（如荧光定量PCR、基于NGS技术的病原体检测等）的检测方面相差不大。但是，对于症状稍重的病人，由于目前主流的检测方法还是以培养为主，病原体培养不是简单靠一个试剂和产品就能做到，这对于医生的经验和要求就比较高，和肿瘤的病理诊断类似，需要医生多年的领域经验积累。中国在培养微生物的软硬件环境方面，跟发达国家还是有一定差距，我国培养的阳性率，相对于国外还是偏低。再加上诊疗理念、重视程度、技术迭代，综合来看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差距。
刘立鹤：
您之前提到在基于分子生物学手段的病原体检测领域，国内外技术水平差距其实不大。而我们可以看到在出现新冠疫情后，大众已经接受了核酸检测的概念。在此期间，是否有发现病原体检测普及化和接受度扩大的机会？病原体检测除了应用于临床、相关研究机构外，是否有其他商业化的可能，或者在市场上是否会出现其他消费级产品？
马自立:
首先要明确新冠检测本身便属于病原体检测，只是因为它的传染性非常强，从传统医疗事件变成了公共卫生事件。在公共卫生事件中，医疗需求更加偏向于筛查检测，而不仅仅是治疗。因为从新冠确诊到诊疗后期，在整个实际的治疗过程中，相对来说不太会出现不确定性非常高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国内外，核酸依旧是目前主流的新冠检测手段。
那么为什么国家在知道成本更高的情况下仍采用核酸作为主要检测手段？这里核心的原因就是病原学证据。当使用抗原或者抗体检测的时候，是经由间接的指标去判断是否感染；另外准确率相对来说比核酸检测有差距。核酸是病原微生物体内的遗传物质，因此如果能检测到核酸片段，就能证明在人体内病原微生物是确实存在的，它的证据级别是较高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新冠检测领域，要强调做核酸检测。
现在市面上基于分子生物学手段的病原体检测产品核心便是针对病原体核酸进行检测。病原体核酸片段是级别很高的病原学证据，所以对于复杂的不明原因的病原感染，如果能够得到核酸的病原学证据，就会给临床医生一个非常强的感染信号。新冠的例子，就是教育了全国医患，在面对感染性疾病且有能力有条件诊疗时，病毒、细菌等病原体的核酸结果可以作为临床诊断的重要指标。
实际上，病原体检测也不仅仅包含核酸检测，一旦有病原体侵入人体后，会形成一系列的生化免疫反应。这些生化免疫反应在人体形成的蛋白、小分子标志物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作为一些间接证据辅助判定感染病原体的存在。举个例子，人体发烧了之后，C反应蛋白指标便会上升，但是其只能反映人体内有炎症存在，并不是感染的直接指标。
在以前核酸并没有被大量认知，测序技术也还没达到目前的教育程度的情况下，对于大量的门诊病人不可能大量地做比较复杂的核酸检测，只能用血液抽检的方法去检测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等标志物，虽然这些会给到医生一个信号来辅助判断是否存在感染，但是并不能确切地提示感染病原体的存在，因为针对这些标志物的检测并不能真正检测到病原体的存在，只能推测出病原体在人体形成可能的应激反应。
在新冠疫情出现后，大众普遍认识到了居家自测的重要性。对于例如发烧感冒这一类无需住院的非严重型疾病，无论是居家还是社区门诊都已经能够提供一些简便的检测手段。比如甲流、乙流，或者HPV的筛查，确实可以在非公立医院的体系外完成相应检测。在新冠前，大众普遍认为感冒是无需进行检测的，但其实有时候为了鉴别类似感冒症状其他疾病出现，还是可以做一些相应的病原体检测来明确感染病原体种类。
02
快速、准确的病原体检测至关重要
刘立鹤：
病原体检测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马自立:
最大的重要性是覆盖人群太广了，在中国，任何一件事只要波及人群广，那它的重要等级一定非常高。重要性细分下来看，及时、准确的病原体检测是整个诊疗流程的第一步。目前临床现状是第一步难判断对，或者忽略掉，往后的诊疗过程就会像摸着石头过河，只能去猜测、主观判断或者经验性用药。感染性疾病的治疗，难点就在于第一步还没能做到非常精准的诊断，缺乏相应的技术手段。因此它的重要性体现在这是所有感染性疾病诊疗的第一步。
中国每年住院患者中仅疑似细菌感染的就达上亿人次，如果误诊了感染性疾病，危害会非常大。感染患者和疑似肿瘤或自身免疫性疾病入院的患者症状多有类似，对于医生来说很难区分清楚。如果能在第一时间就排除掉的话便可以最快的速度探出病因。如果不能排除的话，就会耽误治疗时机。不管是误诊为感染或者是漏诊感染，都会在临床中引起相应的危害。
另一点就是持续监测的重要性。对于病程偏慢性的疾病，比如HPV、HBV、HIV感染。经过大量的抗病毒治疗，其实还是需要经过不断检测才能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停药，以及病人是否处于能控制病情或者已经康复的状态。
对于住院的急重症，不管是细菌还是真菌感染，持续监测对于抗耐药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感染某种类型的病原体后，用药后一直没有效果，医生便需要确认到底是误诊，还是病原体已经被清除，或是病人可能还有其他症状，还是说病原体已经出现了耐药情况。
究其根本，医生需要知道在病人身体中到底有没有存在病原体，甚至想知道有没有进行了进化或者突变，导致现在药物治疗效果不佳。因此从持续监测的角度上来看，病原体检测对于耐药性的判断非常重要，其需求量也很大。
03
基于技术平台扩展产品阵列
以药物开发逻辑研制NGS病原体检测产品
刘立鹤：
请您介绍一下予果生物在病原体检测领域的发展战略，以及与行业内的其他竞争对手的差异体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予果会选择这些战略方向？
马自立：
首先，予果最大的差异性就是我们实际上是在用制药的思路做感染诊断产品。我们的整个创始团队具备制药产业背景。我们不仅仅希望作为一个检测产品或者背后的数据算法的提供方，而是在早期的市场教育环节扮演改变整个行业或者整个诊疗模式的角色。
当样本进入我们的医学检验中心后，相关的多位同事会完成整个样本的制备实验、上机测序等步骤，医学部以及生信部门也会参与支持工作。但测序所给到的结果很多时候是临床医生在临床上很难碰到或看到的，因此医生的整个知识体系也会需要不断更新。
很多时候检测结果会出乎医生的意料之外，这时医学部和生信分析部门就可以把复杂的检测结果拆解给医生，将检验结果进行转化并辅助临床治疗方案。在报告生成和将其转化为临床洞察并辅助治疗方案选择的过程中，医生和检测提供方会共同进步，探索技术的最佳应用方式。我们会力争把整个感染诊疗流程都服务到位，而不仅仅是提供单一的检测产品。
战略方面，我们的第一个战略愿景是希望在中国三甲医院的检验科中普及基于NGS的病原体检测技术。目前这个技术在中国检验科的应用是空白。在这之前感染性疾病还是采用以微生物培养的传统实验方法为主，现在则出现了能够使用自动化、数字化的方法让中国三甲医院开展NGS病原体检测这一选项。这使得以前很多通过主观方法下的感染性疾病判断，有机会能够变成精准到有数字、有测序的结果。一旦有病原学证据、有核酸结果再去告知医生，就能让他对每个感染病人的诊断做到极致。这项技术本身某种程度上对于感染性疾病的诊断是颠覆性的，我们的努力方向便是将它在医院内部进行普及化。
第二个重要的战略是通过打造技术平台促进创新产品的形成。我们内部结构类似制药企业，已经开发两个主要的技术平台，而新的产品都是从这两大技术平台中衍生出来的新应用方向。我们切入病原体诊断领域时选择了基于宏基因组技术的病原体诊断方向，但我们认为任何一个大的赛道肯定不会只用一个技术或者产品来覆盖所有应用场景或者商业机会，还是需要从临床需求出发，在两大技术平台不断产生创新型临床产品。从战略的角度来说，这就响应了第一个愿景，我们一直是用制药的思路和方法来进行产品的研发和应用布局的。
传统的检测行业的研发模式是，当人们已知或共识认为某一个具体的靶点与疾病相关的时候，就会开发基于各种技术手段的针对性检测此靶点的产品，然后交给临床去使用。比如同是关键感染指标的降钙素原（PCT），其检测方法就包括酶联免疫、化学发光、免疫荧光等多种手段。
而NGS技术本身是一个检测核酸序列的技术平台，其相关产品开发具有一定的通性，产品间的不同往往在于如何充分考虑临床上各细分适应症领域的需求，再差异化地基于NGS技术进行产品开发。
我们在进行更多突破性产品创新的时候，更多的是看不同细分领域下的临床需求具体都是哪些、这些临床需求如何翻译成想象中的产品诸多特色功能、每个特色功能的排序和所要求平衡性能指标大概是什么样子，再在两大技术平台上开发新产品。我们的产品开发逻辑是从临床需求出发，进入技术平台体系，最后生成相应的创新产品。
我们的第三个战略愿景是进行检测流程的装备化、自动化。如果要实现第一个战略愿景，就需要对于整个NGS检测进行自动化处理。NGS检测应用非常多，不太可能有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去开发出特定应用的自动化装备。
因此我们选择了自主研发，先进行检测产品的研发，再根据检测产品特点进行自动化设备的开发。当自动化装备和技术平台实现的时候，就可以在平台上面解决非常多的应用方向，使基于NGS技术的病原体检测技术在院内铺开成为可能。如果没有自动化，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医生超负荷劳动的前提下，让某一项技术或者相关检测产品进行大规模应用还是比较难的。
刘立鹤：
请您介绍一下予果在基于NGS技术的病原体检测领域内的优势 。
马自立:
当我们提到竞争优势的时候，首先技术上的竞争优势，就是在最早成立这家公司的时候主打的核心方向：生物信息学分析。我以前是VC投资人，所以当我们三年前判断行业的时候，觉得宏基因组技术还有很多不足，这些不足是有很多的维度能够去解决它或者提升它，其中最核心的工具就是生物信息学算法，经过多年的努力和投入，我们认为予果在生信分析方面目前已经具有显著的优势。
落实到竞争优势，其实说白了就三件事。一是聚焦，二是有成本优势，三是差异化。
首先，予果对于病原体检测这一领域一直是高度聚焦的。我们只针对病原微生物的核酸开发基于二代测序、三代测序技术的产品，原因就是我们认为可以基于NGS技术开发的感染检测产品种类会非常多，足够我们投入很多年的时间精力去做。
第二点是我们在研发方面的投入有利于成本的优化。我们力求通过研发端的高投入将NGS病原体检测产品变成绝大多数患者都可以使用的产品，而不仅仅适用于病情危重或患有疑难杂症的患者。而这就需要针对不同患者的临床需求开发出成本最优、检测效果最佳的产品。由于监管和商业模式的原因，NGS病原体检测在美国也尚未出现大体量的企业，中国其实已经走进了无人区，而这意味着我们将有机会以美国四分之一，甚至八分之一的价格，让中国的患者去享受到在美国都没有大量普及的一项技术，这是非常让我们激动的。
从临床的角度来看差异化产品开发实际上是要满足各种类型的需求，临床需求就摆在那里，就看谁先能做成产品并服务于患者。而快速的差异化产品开发又与研发端的投入密不可分。
04
重点关注临床未满足需求
探索院内LDT化的可行性
刘立鹤：
我们了解到予果的目标市场是在公立三甲医院为主，IVD检测产品拿到药监局的三类医疗器械证获批，对于入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现在NGS技术的三类证获批在长期来看都是有比较高的难度的，予果是怎么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马自立:
院内中心实验室（LDT）模式是我们一直在跟踪的重点方向。其原因在于，NGS检测产品和流程就算设定好，也要频繁地进行优化和迭代的。与之相对，IVD院内诊断产品最大的特点是，一旦药监局下发注册证之后，产品设计是完全固定，后面若要进行修改只有重新申请。
因此，传统IVD院内检测模式在NGS产品上会显得有些捉襟见肘。现在国家在政策层面给予了LDT模式一定的原则性支持，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中国推动，让测序能够真正的从法规的角度，既符合监管要求也能够适应技术快速迭代所具备的客观条件。
这方面我们的注册和研发部门给自己加码了很多的功课，来确保产品性能和整个研发过程符合药监局的未来或最新的监管方向，确保产品在整个注册审评过程环节当中尽可能做到极致，用前瞻性的眼光，确保性能符合药监的审评和监管方向。
第二点有一个客观情况是中国的相关领域已经走入无人区，基于NGS技术的产品注册证发放并没有海外对标案例可以参考，美国FDA也没有给出这类产品的监管方向。
对于予果来说，要跟药监局沟通、报证，过程中肯定会有不少的挑战。审批甚至是获证方面，要有新的监管思路和尝试。
对于药监局来说，肯定是要和企业共同做很多功课，但是对于企业来说，更重要的是对于适应症的选择，和对于靶标的选择，且以上选择要确保在临床上具有重大意义。对NGS病原体检测这样一个创新产品，药监局在审评和审核的时候，一定是非常谨慎的。产品重大的临床意义其实能够给到监管部门一个信心，帮助推动这类产品快速上市。
这一点上，我们第一款产品选的是中枢神经系统病原体检测，也就是脑炎和脑膜炎的相关适应症，这类疾病的致死和致残率非常高，而现有的传统诊断手段阳性率很低，因此基于NGS技术的病原体检测产品具有重大的临床意义。
刘立鹤：
我国监管已经将各级医院的院内感染发病率作为医院等级评价的重要指标，这使得院方肯定希望院内感染发病率越低越好。这个背景下，医生是否有动力帮助进行院内感染检测？
马自立:
您刚才提到的这种现象，以前肯定是有一部分医院内会发生的。但是我想说的是院感控制精细化的大势不可逆。对医院来说，大的趋势一定是让它的诊疗结果和医疗技术水平越来越好。对于中间发生的这些问题，一定是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大的趋势一定是减少院内感染，而院内感染本身是确实是个很严重的事情。
第二点就是减少院内感染，但是医生又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会导致一些行为习惯和政策制定者的预期不太一致。这种不一致实际上是由于缺乏技术手段，感染之后无从判断具体病因导致。但是当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先进、成熟，对于感染病因不但能够快速发现、快速解决，还能够提高治疗水平的情况下，大家就不用特别担心暴露院内感染的问题，因为技术可以帮助你去解决这些问题。既然能解决它，那么就可以去正常的去面对。
对于感染，以前院内的住院病人也没有能做到深层次的病原体检测，所以很多治疗过程还是依靠主观判断，经验性用药等。举个例子，我们和中国一个非常顶级的三甲医院，通过NGS检测的合作，发现一个现象即院内的很多的感染是发生在急诊救治中心，因为那里的病人流动最大，在不同诊疗运输通道上的枢纽位置最容易发生感染。发现之后，改善和建议措施就是，对急诊的救治中心进行更加严格的消杀隔离，通道上区隔开来，确保不同的病人不发生交叉感染。这个例子告诉我们，NGS技术还有可能发现更多医生无法通过经验发现的复杂情况。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当测序技术能够让医生非常精准的看到每一例病人的每一个的病原体，做精准的判断和治疗，医生就不会去惧怕发生院内感染，因为医生可以快速的做出针对性的治疗。如果在眼前一团迷雾的情况下，院内感染是很难形成相应的管理工具或者医学手段。
05
病原体检测不存在一招鲜的产品
专注临床需求是提升产品渗透率的关键
刘立鹤：
2021年中国整个病原体检测的年送检患者量多达数千万，而基于基因测序技术的病原体检测送检量还是处于几十万份的区间，您觉得未来这种基于基因测序技术的病原体检测送检的样本量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量级，如果要达到这个量级的话，需要克服哪些困难？
马自立:
在中国病原体检测主要是两个大的场景，第一个场景，就比如HBV、HPV、甲流、乙流等，是以传统的PCR检测技术为主，很多时候都是针对非住院病人的检测。这些病人的特点是以慢性的感染患者、症状相对较轻的患者为主。临床需求主要是定性的筛查。
另外一个市场就是住院患者的感染检测，现在还是以微生物学检测为主，针对住院患者群体。这些患者的特征就是被疑似为感染，但是感染的到底是哪一个病原体并不确定。另外病毒在院内环境下是很难培养出来的，需要高生物安全等级的实验室，因此住院患者感染主要是以细菌、真菌培养及鉴定为主。
NGS病原体检测受众会跟后者的患者人群比较重叠，目前是一个每年四千万人份左右检测量的这样一个市场。由于传统微生物的培养过程比较漫长，且阳性率非常低，很多时候它不能够满足临床需求，也导致市场的渗透率并不高。每年用抗生素的住院病人非常多，但是也只有少部分患者在使用抗生素药物之前做了病原微生物的培养。
说到NGS技术，目前主要应用的第一个产品还是宏基因组技术，但是其仍有较多不足。我们经认为宏基因组技术（mNGS）与靶向测序技术（tNGS）的关系类似化疗药物和靶向药物的关系。化疗药物很大的特点是对很多肿瘤都有效，但是它带来的副作用很大。而靶向药物的特点是牺牲掉针对一些肿瘤的效果，只聚焦在某一个具体的适应症上，但其临床获益更比化疗药物更好，市场规模甚至都不一定比化疗药物小。
我们认为，宏基因组测序与靶向tNGS病原体检测技术，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类似的逐渐过渡的关系。NGS检测产品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往往处在跷跷板的两端，很难在所有情况下都做到平衡。我们的研发方向就是放弃掉一部分的功能，比如说放弃掉它的全线适应症的覆盖，只针对于一个或两个适应症，来集中提高它的其他的性能指标，比如说灵敏度、特异度等指标，针对不同细分市场领域的临床需求来做产品指标关注度的取舍。
现在宏基因组测序的市场虽高速成长，但还处在30-40万份的市场规模，若想覆盖更多的病原体检测市场，如上千万例级别，必定要考虑如何针对不同的适应证领域着重关注不同的检测指标。目前来看，牺牲可检测物种的数量来优化产品针对特定适应证的检测能力是最优解。
对于微生物的测序普及程度的提升，还有一个需要克服的问题是污染。因为微生物测序所在的实验过程是比较复杂的，整个实验系统一定会引入噪音核酸，即带来污染问题。我们无论从自动化、分子生物学实验的设计，还是从后续的生信分析，都在关注怎样把在微生物检测过程中形成的不可避免的污染给尽可能的减少，甚至解决掉。这种挑战的实现，是为最终这些产品获证之后在院内普及开展做准备。
最后以肿瘤检测给大家举个例子：对科学家也好，像我们这样的创业者也好，面对肿瘤的检测和未来的工作目标，就像面对武器装备精良的军队进行正面交锋，是和一群站位及攻击手段比较确定的敌人作战。但是在进行病原体检测时，我们就会如同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原始森林，到处都是神出鬼没的敌人，你不知道敌人会在何时何处出现，一不小心就会腹背受敌，有着非常多需要去解决和攻克的问题，所以它的难度会更大。我刚才提到的解决方式就是说不要局限于宏基因组测序技术，一定要从临床的适应症角度去开发以面对不同的临床情况，不可能有一招鲜的产品。
06
新技术将进一步带动行业发展
提升NGS病原体检测服务的可及性
刘立鹤：
予果现在基于NGS技术，在病原体的药敏检测领域有什么布局？有没有通过病原体药敏分析辅助临床治疗的手段？
马自立:
从医学的角度，或者从分子生物的角度。有个别的病原微生物的基因型，它的基因组的序列是能够反映出它是否耐药的。但是，大多数的耐药基因型，其实并不能够真正的和最终菌株是否耐药产生必然的联系。大多数情况下，基因型和表型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就算出现一个表型的基因型，还有可能会存在基因是否真正表达的问题。
用我们目前的成果举个例子，我们和中国顶级的三甲医院，通过数年研究发现我们的产品在一些菌珠上面是可以做到90%的药敏检测准确率的。对于耐药表型的结果预测可以做出90%正确率的预测，这在国际上也是领先水平。我们对于现在做的事情会持续投入，但是临床级别的产品，还需要一段时间，因为毕竟从研发的思路上来说，是要一个一个的细菌株去开拓和研究的。
刘立鹤：
从测序成本的角度看，在SBS（边合成边测序）专利技术到期后，陆续有国内外厂商切入到测序市场中，目前主要核心供应商还是以IIumina为主。虽然说现在SBS测序市场是在瓜分存量市场，但是测序市场本身就不可能一家产品持续垄断，测序产品本身也会不断迭代。除了传统的高通量、大规模平行测序之外，像Pacific Biosciences和Oxford Nanopore Technologies这类公司，它们所处的这些单分子测序技术也在病原体领域不断的发力，想请您说一下这类新技术，是否会对予果的未来发展计划有所影响。在单分子纳米孔这些新的测序平台上予果有哪些布局？
马自立：
首先，予果在纳米孔测序方面一直有产品管线布局，且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研发。在临床验证当中，纳米孔测序和现在的NGS测序相比，有优势也有劣势。综合来看，重点还是找到适用于纳米孔测序的应用场景。我们的在研产品虽然现在的数据表现不错，但是要到上市临床级别产品，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其次，从成本和降价角度，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测序价格的下降对Ilumina，或者对于我们意味什么。实际上对于行业来说降价是双赢的，如果NGS技术要普惠于更多中国患者，成本端必然会出现压力，而测序成本的持续下降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此外，只有当检测量达到一定的量级，此时测序价格降价才有意义。若无法开发出新的应用方向提高送检量， 此时不断压低测序成本只会把整个蛋糕做小，这一点对于整个行业发展是不利的。现在有感染病原体检测是很大的一个应用领域，降价这件事情只要能够带来检测量的增长就是好的。
第三点可以看到，对于传统的检测手段，比如qPCR单例检测的原料成本和数量是成正比的。但是NGS高通量测序最后的测序工作都是用一块流动池（flow-cell）芯片进行的，并且感染行业和NIPT产前诊断等其他行业不太一样，它对时效性有着极致的要求，样本不能够集中攒到一定程度后，或攒满了再去上机，到了时间必须要上机交付，下午收到样本，第二天早上就要测完并出具报告。在时效性要求的情况下，尤其是在院端开展测序时，当样本量不足或没有铺满的时候也必须上机。会导致在院端测序芯片的数据是浪费的。
我的个人的想法是：有没有可能未来的测序芯片能够做的更小、数量更多，一次性上机多块芯片，量少的时候上一两个，量多的时候在同一次的机器里上七、八个测序芯片都可以。这样检测数量就跟测序成本相对挂钩，不会导致当样本量少的时候，一整块芯片上去，样本数据浪费掉，没有真正节约成本。但是这需要整个行业达成共识，尤其是上游厂商，才能看到这些在技术上进行实现。